汉语新文学的传统及其世界意义

 

【澳门】朱寿桐  【美国】陈瑞琳

对话时间:2015年11月5日

对话地点:汕头大学科报厅会议室

对话人简介:

朱寿桐先生是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系华文文学界著名学者。他提出并构建了“汉语新文学”理论而享有国际知名度。他在引领澳门大学中文学科成为大中华及亚太地区具备国际理念及美誉度上有突出贡献。朱寿桐先生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曾作为访问教授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从事研究,曾任韩国崇实大学、日本九州大学、台湾佛光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在内地10多所高校任兼任教授或研究员。因参与学术交流活动到访过奥地利、俄罗斯、斯洛伐克、意大利、法国、丹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以及香港地区的一些著名大学。朱寿桐出版的专著有20多部,其中包括《汉语新文学通史》(上下卷)、《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下册)、《文学与人生十五讲》、《朱寿桐论戏剧》、《孤绝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意义》、《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论》、《创造社作家研究》等。

陈瑞琳女士是旅美作家,知名学者,在美国从事多种研究和文化工作。现任王朝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同时兼任中国大陆几所大学的客座及特聘教授,国际汉学研究员。近期在澳门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学术著作有《横看成岭侧成峰》、《海外星星数不清》等,还编著有北美新移民作家首部专辑《一代飞鸿》,被誉为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朱寿桐(下面简称“朱”):非常高兴到汕头大学来讲这个题目。天气比较热,但是我还必须穿得这样正式。这是因为到汕头大学,我必须正襟危坐。一是汕头大学不是一般的大学,尤其对于我们讲论的这个学科而言。这个学校在我国人文研究和文学教育中开风气之先,是在学术殿堂里最早、最有系统地开展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地方,同时也发展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二是我和陈老师都是“富强粉”。大家知道“富强粉”是什么意思吗?“富强粉”就是王富仁老师的强烈的粉丝。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必须是毕恭毕敬。

现在我先来说说题目的背景。从2002年开始,有几位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没有可能、是不是需要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进来?台、港、澳是没问题,必须纳入!因为台、港、澳文学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范畴。但是,我们又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就是在中国,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范畴以外,以汕头大学为代表一些学术单位推动起一个欣欣向荣的学科,当时叫作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我们如何能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畴?其实我们原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的时候,由于文化、地理和资源的疏隔,一般连台、港、澳文学都无法顾及,更无论海外华文文学。如果我们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疆域适当地扩大到台、港、澳文学,则原来已经形成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个学术整体就会面临着被切割。这种切割,必须按照国家、民族的地理归属、政治归属切下去,一定是切得血淋淋的。因为无论多“海外”的汉语文学,特别是汉语新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与现实的联系是活生生的,真切切的,我们即便是生拽活拉,也无法把所谓“海外”的华文文学现象从中国文学里面切割出去。它们确实属于一个传统,使用的一种语言,营构的是一种文化。然而它们又无法属于中国文学,因为毕竟是海外文学家写作的成果,地域归属、国族归属不能也不应该纳入到中国文学里去。

正因为这样,钱理群先生当时就提出,这应该叫“现代汉语文学”。我觉得这个提得很好。它强调整个是汉语文学,然后是现代,这个现代包括当代。这从语言的角度框定我们的文学范畴,避免了按国家地区进行切割的尴尬,把所有的汉语文学写作都包含进去了。我当时很认同,也写文章呼应。但是,呼应了以后,我有点对不起钱老师,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不妥当。因为在中文系的课程设置里,现代汉语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现代汉语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和概念,非常固定。如果我们的学科叫做现代汉语文学,好像成为它的附属。因为现代汉语这个词凝固力、辐射力太强,将我们从事研究的“文学”跟在“现代汉语”后面,不太合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做了探索,采用汉语文学概念,但为了强调是“现代”和“当代”的汉语文学,便重新启用“新文学”的命题,这就是“汉语新文学”。汉语新文学是用汉语来框定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但它又是新文学范畴,将在汉语世界,在现当代,包括在在台、港、澳及海外,我们暂时无法直接面对的使用传统汉语写作的现象不包含在内,比如旧体诗词等等。从研究的能力和学术的习惯上,这样的汉语写作往往难以纳入到我们现有的研究格局当中。这也参考了王富仁先生“新国学”那样一种当然的对象。

同样从学术背景上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准备、语言准备都还不足以胜任现当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研究的就是新文学,而且是汉语新文学。我们不仅无力或者无足够的学术准备研究汉语传统文学,也无力、无法对中国现当代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进行学术把握。这两个限定使得我们非常写实地将我们面对的学术范畴落实到“汉语新文学”。“新文学”这个词今天说来有点陌生。其实,在新文学刚刚创立以及最初发展的一二十年当中,几乎是学术界和文化界统一的称呼,它相对于“中国文学”这一成熟的概念而言,正式的表述是“中国新文学”。甚至于一直到1950年代,王瑶先生写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材的时候,用的还是“新文学”,叫《中国新文学史》。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强调文学的时代性,甚至强调“现代”与“当代”之间的断代意义,“新文学”这个词慢慢和我们疏离了。现在我们重新启用“新文学”这个词,第一强调我们研究对象相对于传统文学的“新”质,其次,更重要的是强调我们所研究的文学现象与“新文学”的传统联系:汉语新文学沿袭的是从新文学诞生以来一路发展过来的新文学传统。

汉语新文学概念显然与“汉语文学”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汉语文学概念来自于泰斗级的学术人物,南京大学程千帆先生。程先生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文学,但他的最后一本书,也就是和他的高足程章灿先生合著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非常醒目地启用了“汉语文学”概念,并以此覆盖了习见常闻的“中国文学”。在这本书的序言当中,作者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总说“中国文学”,其实“中国”这个概念用于国家、民族这种特指称谓是很后来的事情,我想可能在清代中期以后和列强打交道多了的时候。“中国”这个词早就有了,但并不用于作为我们国家、民族专属的统称。以前的“中国”,或者指中原,或者指中央地区,并不是指我们今天的国家、民族的概念。程先生他们也同样意识到,我们现在研究的文学史,应该是汉语文学史,因为我们也不能去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

有了程先生对传统中国文学史学术理念、国族理念的反思,我们倡言汉语新文学就属顺理成章。10多年前,我们集体编撰了《汉语新文学通史》,后来又出版了论文集《汉语新文学倡言》,都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的成果。汉语新文学最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在国家、政治归属的意义上去界定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写作者。这些人实际上不一定就是“海外”写作者,只不过他的文学活动空间是在海外罢了。现在我们非常开放了,作家文学活动空间所呈现的归属地很难用一个地区、国家来框定,所以在这方面,从语言的角度使用汉语文学或汉语新文学这样一种概括方式,可以不至于有歧义。

陈瑞琳(下面简称“陈”):我也是怀着尊敬和感恩的心来到这里。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环境,这个环境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时代发展到今天需要有像朱教授这样的学者来做重新的思考,在学界登高一呼,给很多处在迷茫、尴尬创作中的海外作者一个精神上的归属。大家会想到,当今世界拥有最多人口,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就是汉语。汉语实际上已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语言,但是我们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又怎么样呢?我们还不如拉丁美洲的文学!在去年,我在温哥华跟痖弦先生(台湾著名学者,编辑、作家、诗人,一直致力于推动汉语文学发展)交流时,他说:“华文文坛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坛,我期望那集纳百川、融合万汇的大行动之出现!”。也就是说在今天,建设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汉语大文坛,已经迫在眉睫,而且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了。今天,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语文学,只要有华语文学的地方就有优秀的华语作家。这些作家用汉语写作,他们的作品属于美国文学吗?属于加拿大文学吗?显然不是。在美国所有的大学里面研究到汉语文学的时候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非常边缘化的文学现象。但为什么像严歌苓这样的作家又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汉语新文学。所以,今天的华文文学实际上目前已成为一个超越国别、超越时空的一个新的概念。国内的很多研究生说:“我们好高兴,有这么多的海外作家可以研究,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汉语新文学的广阔空间”。我带过几个研究北美华文文学的博士生,我在他们博士论文的序言里写道:“真是非常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的年轻学者开始关注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正在为我们的汉语新文学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而且这个贡献将越来越大。”记得今年1月份,《人民文学》杂志特别推出了海外女作家专辑;今年11月,袁劲梅的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全文刊出;陈谦的长篇新作也刚刚出版,严歌苓、张翎新的小说也都在出版中。由此可见海外作家在中国文坛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这样一个内外交融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的当代文学,即我们的汉语新文学,这是我和朱教授今天在这里要探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很多的海外作家常常为此迷惑:我们的创作并不属于美国文学,不属于德国文学,不属于比利时文学,但是也不属于中国文学。那么它属于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它应该属于“汉语新文学”。在这里,我想一方面我们要有创造一个汉语大文坛的梦想,另外,我们还要脚踏实地地研究海外的华文文学对当代汉语文学的影响和贡献。

我们汉语文学的地位实际上还是非常卑微,虽然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在诺奖评选的时候,评委更多地并不是看重你是哪个国家的作家,而是看重你是哪个语系的作家。比如马尔克斯,人们不会首先想起他是哪个国家,而是首先确定他是哪个语系。所以在世界上,语言的重要性充分地体现出来,而不是以国家的界限。比如严歌苓这个作家,她有时在中国,有时在美国,有时在其它国家。我们已经不能仅仅以她护照的身份来确定她的文学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来强调“汉语新文学”这样一个概念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关于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人类实际上正处在第四纪冰川的末期。地球应该有100亿年的寿命,我们现在是47亿年。大家会觉得我们地球很年轻,还处在中年。但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所处的地球是以冰川期来计算的。所有的生命体会在一个冰川期内全部毁灭,然后是另一个新的冰川期开始。前一冰川期诞生的生物和后一冰川期产生的生物完全没有关系。比如某一个冰川期产生的是恐龙,在另一个冰川期产生的是人。大家不要忘记,今天地球上的人类正在走向它的末日。所以,在今天的全球视野下,我们的文学要看到人类的悲剧命运,看到我们目前所处的危险处境。大家想想,我们的石油哪里来的?这石油其实就是上一个冰川期毁灭的那些生物的尸体。我们的煤哪里来的?是上一冰川期毁灭的植物埋在地下变成的。玛雅人说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他们推算的其实有道理,因为他们推算的是第四个冰川期结束的时候。但玛雅人没有想到的是人类有自身调节、改造的功能,就是人类在不断地致力于保护环境、控制温室效应。所以地球还可以继续挣扎,当然不会像霍金说的只剩下一千年,我相信肯定比一千年要长。人类今天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我个人觉得非常需要中华文化。当年我们在五四新文化中需要德先生、赛先生,但是今天的地球人则更需要中华文化。需要我们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是对今天地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救。当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包括同性恋都可以结婚,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也在科技的加速度发展中被充分地发掘和实现,但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对世界的自然规律带来毁坏,比如机器人、电脑对人的帮助和代替。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球上。当然,已经有很多科学家要去太空寻找一个生存的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我们呼唤外星人的时候,外星人是把我们当作敌人来消灭的。我们和外星人不是同类,他们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地球人不可能跟外星人相处。地球有生有灭,太阳也有生有灭。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类末期将要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应该考虑什么样的话题?应该怎样为地球、为人类的命运做些努力?文学的使命,拯救的是人类的灵魂,只有灵魂的觉醒,才能对人类永无休止的欲望进行反省。想想今天互联网的加速度发展,我们现在的人类脆弱到什么地步?只要没有电,电脑就无法工作,整个世界都会瘫痪。人类的机体明显也在退化。科学家已经证实这一点,因为我们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休了。为此,我常常希望文学家去想一想人类的命运,然后再想想我们需要写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需要的,而是整个地球人需要的。未来,我相信,汉语新文学所要表达的主题将会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汉语新文学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它不仅仅承担着把汉语文坛打通、扩展的问题,还承担着在人类的精神方面创造一种新文化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真的很有幸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时可以提出一些新的观念,随时可以实现自己的学术梦想。比如我在1992年去美国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海外的大陆新移民会有今天这样的创作局面。那个时候,我看到的还仅仅是我们大陆出来的作家大多在生存线上挣扎。但是,十年之后,海外的新移民文学就已经丰收在望。我觉得《华文文学》杂志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当海外华文文学还在孤独当中的时候它就飘扬起了自己的这面旗帜,然后用这面旗帜影响了一个时代。在中国,应该说纯粹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杂志,它是最早的,也是最全面的。当然,我们还有《港台文学选刊》这样的30年文学杂志。如今的这“星星之火”,正在燎原。所以,我是怀着感恩和尊敬的心来到了汕大。

朱:陈老师刚才讲的把我们都吓到了。坦率地说,我在1985年左右也曾这样被吓过,那个时候我看到的资料就是悲观地看待人类的命运,当时涉及的是核武器问题。有这样一个假设:说如果全球的核武器同时爆炸,可以毁灭地球六次。然后我说给物理系的一个研究生听。他说哪里是“6次”?准确地说应该是7.8次!我说“是吗?”他说:“是,不信我找资料给你看。”等到他真去找资料时,我突然悟出来,说:“别找了,地球毁灭一次就够了!”这事过去三十年了,现在看来,谈到人类的命运问题,很容易把我们的心情搞得很沉重、很悲壮。陈老师讲得很对,人应该对生存有危机感。但不是把危机感当作我们生活的终生伴侣,然后让我们时时处在恐惧当中,而是我们要寻求一种精神自救和解脱的良药。在这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陈老师是比较相信道家的文化。我觉得她想说的是:在中华文化里面,在汉语承载的文化资源里面,有足够的东西能够使得我们的心灵得到疗救。假如我们在汉语文学和汉语文化这种统一的意义上来寻找、追寻那种可贵的有价值的资源,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好心,想把我们一体化的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文化跟未来人生的希望、救赎的希望联系在了一起,但沉重了一点。

我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基于一些比较微小的观察。比如说,我提出汉语新文学以后曾请两位非常杰出的学者支持我。这两位杰出学者都说,我支持你,但我不能做这样的学术表态。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学科化、体制化,处在这种体制中的学术领袖无法自己颠覆自己;同样,“海外华文文学”也已经固定了,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体制化,如果将这个概念暂停,采用汉语新文学概念,也会牵扯到许多方面的问题。

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坚持汉语文学和汉语新文学。叫做“华文文学”有什么不好?世界华文文学也好,海外华文文学,都已经造成了一种我们非常舒服的语感,都已成为我们已经接受的概念。但“华文文学”不是“汉语文学”,它好像在习惯上并不包括我们的中国本土文学和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华文好像不是华族之文,而是华侨之文。这样狭义的理解显然不妥,但事实上又是这样执行的。华文作为一个概念其所指不仅不应该小于“汉语”,而且应该大于汉语,即包含所有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也同样是“华文”,而“汉语”的指向就很明确了。

将世界上的华文文学在汉语新文学的意义上统一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和文化伦理的考虑,即给我们的所有汉语文学特别是海外的汉语文学进行文化定位。按照我们世界华文文学的分类,各地的华文文学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当地的少数族裔文学。比如美国华文文学,那就是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当中的汉语写作这一块,它属于美国文学。但陈老师身处美国,她最清楚,美国人是否将我们的华文写作当作他们的美国文学?美国人讲美国文学的时候,有多少他们的东西可以讲,讲到猴年马月才讲到我们的汉语写作,不,华文写作?还有一点,我觉得这样一种划分,实际上把处于汉语文学核心地带的海外汉语作家推给了其他国家的极其边缘的少数族裔文学。我们在文化伦理上应该是有承担的。我在泰国的时候讲“汉语新文学”这样一种理念,大家听了都非常激动。他们认为,我们用汉语写作,跟所有用汉语写作的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归属,共同的家。饶芃子先生经常举到聂华苓的例子,聂华苓有一次跟她一起参加讲座,那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轮到聂华苓讲,聂华苓就说:我住在美国,受教育在台湾,我的家在大陆。但是现在我是一个无家的人。然后就嚎啕大哭。那是经过了种种磨难和长期隔阂的一个正直的华人知识分子的情感的真实表现。这是我们今天交通太方便的人无法体验到的一种情感。后来她十分明确地承认:我的家在语言文字中,汉语就是我的家。这体现了作为海外远离祖国、远离汉语文化核心区的写作者对汉语文化平台、中心、传统的期盼,每个人都希望在文化的意义上心有所属、情有所归,那么,汉语可以帮助他们在文化上实现。类似于这样的文学家,怎么可以忍心把他们推给外国的少数族裔文学?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价值功能就是走“统一起来”的道路: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澳洲等,只要用汉语写作,只要在汉语文化圈实现交流的职能,就属于这样一种文学样态。这样一种样态现在没有办法用“中国文学”来概括,那么就只能用汉语语言文学来概括。

还有一点,刚才陈老师讲到了严歌苓,这样的作家非常典型。中国大陆本土出身,写作出发点是中国,然后人到了海外。但她的作品并不真正“存在”于海外。她的作品最先红起来是在台湾并连续获奖,然后在大陆产生广泛的影响。大陆的文坛、读者热情地接受她,所以她现在的主要文学活动都在大陆,但她的身份又不是大陆公民。她的作品既不算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不算台湾文学、不算大陆中国文学,甚至于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她的作品归入海外华文文学。因为她很多作品的原发地就是在中国大陆,它产生的影响也是在中国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从作者身份的定位、从作品的传播空间定位都无法真正地进行界定。类似的情况应该还有虹影,再早一点应该是白先勇。白先勇在台湾起步,而且产生影响。但大量的作品是他到美国以后的创作。可是他在美国的创作主要是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发表并产生影响。他是美国的公民,可是他现在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住在上海和台湾。他大量时间的活动区域都是在这儿,而且他文学作品的读者和文学运作主要是中国大陆和台湾。所以,按照作者的归属地和按照作品的发表、实在影响来判断他们究竟属于海外华文文学?或者中国文学?或者台湾文学?或者美国的少数族裔文学等等,都很困难。这样的作家个案我估计会越来越多。

我还有个朋友,可能在座的你们有的知道他的名字。他是位很活跃的诗人,叫傅天虹。他的情况更复杂。他在南京开始写作并且成名,由于他的父母都是国民党的旧部,逃到台湾,所以傅天虹在改革开放以后以诗人的身份被批准赴台。于是他拿到了单程签证,就是说他可以去台湾定居。可是他到了台湾以后,他怕了。因为在八十年代台湾还是有让人害怕的东西,比如说让他在政治上表态什么的。他找了个机会回到香港,在香港住了十多年。因为在香港没钱买房子,他又是做木匠出身的,于是他就自己在太平山找个不受注意的地方偷偷伐木,搭建了个小木屋。在香港住了下来,打工,写诗,办诗歌杂志,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又和一些人处不来,于是又到了澳门。在澳门住了十多年,同时又被北师大珠海分校聘去做教授。他从大陆出来,本来是到台湾去的,然后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长期的驻地则是澳门,现在的职场又在大陆。你看这个人,多复杂。他的文学如果进入到历史叙述,算哪里?不大好说。他现在还没有大红大紫,如果大红大紫,大家要抢破头。我估计他是害怕被大家抢了以后撕碎,所以他不让自己的成就更大,否则很麻烦。假如他现在变成莫言的话,那不得了。台湾、香港、澳门、珠海、南京都纷纷的要抢他,可能会派出强大的阵容来论证:傅天虹是我们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如把文学按照政治区域、按照区块来进行划分,将会越来越困难,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其实很多学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包括到这儿来过多次的顾彬。顾彬在我们那儿就讲过这个事,他也是对我这个提法比较支持的。他说得很具体。他说,我们现在认定一个作家到底是看他的护照、他的身份证、他的居住证、他使用的文字、他作品的发表地?这些都有可能。特别是在欧洲那样的地方,他的护照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但是他的身份证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他常去居住的地方又可能和这两个国家没有关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就要看他使用的语言。语言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界定,是可能的。我觉得“汉语新文学”这个概念有很多的毛病,但他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歧义,不可能有任何歧义。它的指向性非常明确。这些年有学者提出“华语系文学”,黄维樑先生专门写文章指出了这种说法存在的问题。因为“语系”在语言学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固定的理念,而且概念特别大。我们的汉语使用的人这么多,但它还不够单独成为一个语系,现在有“汉藏语系”这个概念。因而使用华语语系概念,容易新造一种概念的困扰。本来,今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在哈尔滨召集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会议,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可惜我有事未能去成。我想在那个可能有交锋的会上说的是: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名称都没有关系,都可以并行不悖,这些概念体现了,我们学术界现在已经普遍意识到,用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这样传统的学术结构确实解决或者应对不了我们这样日益复杂的文学运作的现象和样态。大家都不满足于现有的学术格局,都试图把我们的汉语新文学当做一个整体,一个整块。在这样的思路上,我们的认知相当一致。

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文学概念在学术文学学术格局中同样有意义。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远远不是我们自己之间相互面对的问题,比如台湾文学面对大陆文学,或者说大陆文学面对香港文学;或者说香港文学面对澳洲华文文学,澳门文学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等。不是我们互相之间相互面对,我们是一个整体,所有的华文文学跟我们所称的中国文学应该统一作为一个汉语文学的整体,“一致对外”。什么是“外”?就是别的语种文学!我们汉语文学进行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对象是德语文学、法语文学和英语文学,是这样一个系列的外语语种文学。这样的概念对我的学术研究可能带来一种新的东西。汉语新文学这样一种理念、一种视角,它引进来对于我们各个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都可能有意义,就是说可能打开另外一种思路,开拓另外一种可能性。

陈:朱教授所提到的“哈尔滨会议”我也没能去。但是他刚才所充分阐述的他对汉语新文学的理解、认知、范畴和期望,我觉得讲得非常到位。再举个例子,在2015年11月初,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教授策划了一个严歌苓的国际研讨会,因为韩国刚刚出版了韩语版的《陆犯焉识》,韩国读者很喜欢,他们决定在首尔举办严歌苓研讨会,我的论文题目是“汉语文学的独行侠”,因为我们很难定义严歌苓是哪国作家。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未来的汉语文坛将会越来越复杂,面临很多界定的难题。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就是是充满创造、创新,并不断丰富的时代。

下面我要讲的第二部分,就是想谈一谈海外的华文作家对我们的汉语新文学做出了哪些贡献。为什么要叫新文学?就是我们的汉语文坛在不断发展,不断有新的内容。我们就从五四新文学讲起,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学,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人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我真的很难想象,虽然五四新文学最终没有完成真正意义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五百年来最缺少的一课就是文艺复兴。我刚刚写了一本书叫《去意大利》,这本书我就是想写为什么西方近五百年来有这么辉煌灿烂的文化,有人的觉醒,包括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理性精神等等,有但丁《神曲》以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等。中国在唐朝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但是我们近五百年来就缺少这个精神上的“文艺复兴”。我们一直没有经过以“人”为本的洗礼,所以在中国的国民性里面最缺少的就是对“人”的尊重,尽管我们对当官的很尊重。所谓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尊重,则是我们人类社会最最宝贵的品质。为什么张艺谋的电影一直杀不进好莱坞?为什么李安的电影就能被大家所接受?这不是因为张艺谋的电影拍的不如李安好,张艺谋电影的技巧说不定在构图、摄影等地方比李安还要强。但是,他的电影中最缺少的就是人文主义精神。中国的导演大多没有经过人文主义的洗礼,所以他们的片子里充满杀戮,为了某种政治使命不断牺牲,而不是一种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如美国的电影《拯救大兵》。

例如像电影《金陵十三钗》,西方人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女学生不能死,而让妓女代替女学生去死?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女学生和妓女是同样的人,她们的生命是同样的宝贵,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这一点,怎么可能为了保护女学生让妓女们去死呢?所以说,在张艺谋的很多电影里面,都能看到他所缺少的这种人文主义情怀,这种情怀其实就是人的平等、对生命的尊重。昨天与朱教授坐高铁,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自从有了高铁,很多人才得到了旅行的尊严。”细想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过去我们没有高铁的时候,买不到火车票要到处求人,还要挤火车,谈何尊严?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尊严正在一步一步地建立,在不同的领域,不仅仅是旅行的领域,也要在文化的领域。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文化启蒙在五四的时候开始爆发,关于这个王富仁先生曾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五四时代是一个寻求人的个性解放的时代,但可惜非常短暂,这个花苞还没盛开,就已经变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打破了一种旧传统之后,还没有等到新的核心观完全确立就转向了救国救民的政治服务。但是在五四之后,中国一批一批的现代作家,从没有放弃过这种努力,他们一直扛着五四的旗帜,进行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由此可以看到,上个世纪的汉语新文学一个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在进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我一直这样认为,这个世界最好的文化应该是中西合璧的第三种文化。这些年当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吸收也好,抗争也好,最后想要达到的是一种融合,取其精华的一种融合。当然这个过程会很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大家可以回头看看中国从五四时代就开始跟西方文化交流的那些作家。我们可以这样划分:日本的一大批,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为代表;北美的一大批,以胡适、曹禺、林语堂、冰心为代表;欧洲的一大批,以巴金、老舍、钱锺书、徐志摩、陈西滢为代表。我个人觉得,正是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批优秀作家。虽然也有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并没有出国,但我觉得他还是受到大时代氛围各种各样的影响。当然,现代文学史上的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没有完成,因为国难当头,很多作家出国之后马上想到回国,很少有人选择留在国外。因为五四文化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救国使命,正如梁启超的那个时代:小说的使命是启迪民智,是为了拯救民族。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作家都选择回国了,回国干什么呢?后来都是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事业,所以我们才有解放区文学等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应运而生。也因此,中西文化的碰撞、抗争与融合都没有完成,都只是浅尝辄止。比如闻一多的《洗衣歌》,显然已经开始有海外草根文学的特征了。还有老舍的《二马》、钱锺书的《围城》等,可惜他们都是浅尝辄止,没有能够真正深入到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台湾作家再一次冲出了本土,进入到了与西方文化正面冲突的战场。以聂华苓、陈若曦、白先勇、赵淑侠、於梨华、欧阳子等一大批作家在欧美的创作为代表,从中可看到他们如何正面地与西方文化展开了冲突。这个冲突激烈到什么地步呢?可以拿白先勇《纽约客》中的《芝加哥之死》为例。你们可能看过这个作品,《芝加哥之死》里面的吴汉魂,他每天在地下室里看见马路上那些男男女女的腿和脚的时候,他的内心煎熬着面对西方世界的彻骨隔膜和无根的悲凉,他的灵魂完全不知所属。他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家,他没办法融入到这种社会,他非常抗拒,他想要接受可又没有办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的留学生文学要比我们的大陆新移民文学更痛苦、更沉重。原因就在于他们无处可归。很多台湾作家认为自己在台湾仅仅是过客(因为他们是1949去的),但大陆也回不了,美国又不是自己的家。这一点正与我们有别,我们出国的时候有很大的自信,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个家园,这个家园永远在等着我们,我们随时可以回去。但是台湾的这批作家很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是无根的。

在於梨华的小说中,再比如《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他到底是回还是不回?天天都在那儿愁,很纠结。还有聂华苓的小说、欧阳子的小说都表达了台湾作家面对西方文化的那种既抗争又渴望接受但又融不进去的漂泊痛苦。这种痛苦实际上是给我们汉语新文学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东西,因为这正是我们五四时代的作家所没有完成的课题。五四的作家,比如徐志摩到佛罗伦萨,写了一篇《翡冷翠的一夜》,他也只是说他的那一夜过得比较惬意或者有点伤感,但却没有写出文艺复兴对他的心灵震撼,比如我们跟西方文化比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很难跟西方对话。这一点,在台湾的这批留学生作家这里得到了非常深刻的表现。所以我认为,从现代文学史上中西文化的交流来看,台湾作家可以说为汉语新文学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再说到我们这一代的海外新移民作家。首先我们跟台湾的留学生作家有不一样的背景,我们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体制中,所以我们有强烈的陌生感和对抗感。在这儿我想说,在这个世界大家都有权利去探索社会制度,你可探索资本主义制度,我可探索社会主义制度。到底谁是最好的,谁最后赢得谁,这个让未来的历史去说。我们出国时大家面对的就是一个陌生的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大家可以看一篇小说,就是严歌苓早期的《女房东》,写得非常好。她写一个大陆新移民叫老柴,老柴到美国之后住在女房东家里。但他从来没见过女房东,特别想看看女房东是什么样子。老柴愁得不行,他还偷偷跑到人家的卫生间,看见人家的内衣什么的,他都能闻到她的味道,也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但就是看不到女房东。有一天夜里机会来了,女房东发病,老柴赶紧上楼去救她。没想到一上楼竟然停电了。最后等他下了楼,来电了。关于这个小说,严歌苓曾经解释:我表达的是一个寓言,就是我们这批新移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街上的沃尔玛、麦当劳等等,我们可以触摸到它,我们可以听见它的声音,我们也可以闻到它,但是我们就是看不清美国究竟是什么样子。

如今每天都有人去美国,都会发出疑问:这是美国吗?很多人甚至失望得一塌糊涂。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触摸到这个国家的灵魂。有人到了拉斯维加斯终于发出惊叹:这才是美国!就是说那个金碧辉煌的赌城才像美国,这才是他们想象中的美国。实际是,这是从很浅的层面去理解这个国家。严歌苓通过她早期的系列小说,表达了我们最开始去北美闯荡的新移民所产生的那种陌生、彷徨、恍惚不定的心态,但这种心态又是与台湾留学生作家所完全不同的,这不是那种“无根”的痛苦,而是一种“陌生”的痛苦。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无论是台湾留学生文学还是大陆新移民文学,海外的华文文学作家都在给我们的汉语新文学提供着宝贵的新质素,这些新质素都在丰富和发展着我们的汉语文学。

此外,在世界各地的汉语写作中,例如东南亚的作家,他们的家族文学写得非常棒,很感人。在世界各地还有不少的原生态写作人,他们把自己的故事不加修饰地写出来,相当惊心动魄。例如美国的小说家宋晓亮,她原本是个山东农民,因为她跟北京的一个琴师结婚,于是她就好多年“黑人黑户”地在北京。每天躲着生活,生孩子都不敢去医院,因为她没有户口。最后她到了美国才真正一家人团聚,才有了人的尊严,人的身份。很多这种原生态的写作都让我潸然泪下。还有我的同学沈宁写的作品,他的母亲被打成右派,然后他被贬到陕北当知青,最后到我们班念大学。很多人所写的故事都是在为我们的汉语新文学提供了非常崭新的体验。

当然,在这“崭新的体验”中,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离散”体验——即生活在两种文化边缘的体验。我们这批海外作家,有着双重的人生体验和文化体验,因此就给我们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有无限张力的空间。所谓“离散”的“离”,是我们自己主动的离;“散”是离开了母文化和主文化的核心,即“我”离开了东方文化的核心,也不在西方文化的核心,“我”在一个离散的边缘当中,这个“我”就具有了某种张力,因为可以冷静地看东方文化,也可以冷静地看西方文化,“我”是站在中间。这种“离散”的地位或者体验正好是作家双重经验的一种独特表达。我们有很多的作家喜欢写“双城记”,比如张翎,她写了很多作品,一会儿故事发生在温州,一会儿故事发生在多伦多。国外的很多华文作家最常表达的都是把中国经验和海外漂泊经验结合在一起来写的。这正是我们当代新文学里所缺少的一种东西,因为五四时代的作家没有完成这样一个体验。所以我个人又觉得现在的世界华文文学,正好也是对中国五四新文学使命的一个继续,这个使命其实对我们的汉语新文学非常重要。

在文化的融合中,我们最终要达到的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八个字做起来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比如“去其糟粕”,我在海外演讲的时候就经常讲到所谓中国古典名著的精神缺陷,刘再复先生也提到过,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我记得在给我的孩子讲《三国演义》的时候,他听不下去,他说里面的故事太残酷了,而且都是人骗人。《三国演义》都是计谋,打仗要使计啊。孩子说人家杀猪要招待曹操,曹操因为怀疑还把人全家都杀了,这是什么故事啊!还有《水浒传》,我们加州的一个作家朱琦,写了系列的“重读千古英雄”,他认为在《水浒传》里面,人和人的关系就两种;要不然咱俩是兄弟,“不能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还有一种就是把你包成“人肉包子”。即要不然咱是铁哥们,要不然就把你灭了。这里面没有“法”!你看梁山泊那些人都没有什么法度,崇尚的就是“义”。在中国文化中,这个“义”文化真是毁灭了我们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分辨善恶的尺度。还有我们讲的“三十六计”,实际上造就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不诚实”——也就是我能欺骗你,把你的钱赚到,我就赢了。如今我们社会中的造假现象、食品安全问题都和这个“计谋”有关。在西方社会里,只要你有过一次不诚实的记录,那就几乎是一生就毁了,这个人就不再可信了。刘再复先生对这两个经典作品是非常反感的,真说到我心坎上了。这只是对我们的经典文化进行重新的审视,这个过程虽然很痛苦,但这必然是现代汉语新文学未来要走的一个道路,也是一个方向。

朱: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带有某种批判性。因为我们传统的汉语文学确实有很多理念在我们走向世界化的征途上会形成某些障碍。她说的一个观点我特别赞同。汉语新文学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延续了我们汉语文化走向世界,汉语文学跟世界文学进行交流继续的这样一种功业、一种现代文明的功业。

我非常由衷地感到,我们现在的汉语有一个非常不利的条件。在海外,建设汉语写作当然是好的,它同时面临着与所处国家语言的主流文化关系问题。说得夸张一点,国家语言的主流文化对汉语写作构成一种很大的负担、压迫。对于我们,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港、澳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主要精力、主要教学都在外语上。就语言的交流和重视程度,中国语和文化还处在次一等,教育的方针上还处于次一等。现在这种状况慢慢在改变,四六级好像不跟学位挂钩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比如澳门的官方语言:第一是汉语,第二是葡语。但是澳门大学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我们面对的所有公文,我们开会,除了本系的会,其他所有会议都要用英文。我跟朋友们经常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汉语跟外语比起来,比如英语,我们汉语是不是就是不好?然后我给他们举出很多条理由,我觉得汉语比英语要优越。第一个理由是,同样是生活化的现代语言,只有我们汉语可以明确地分为口头语和书面语。其他语言常常不是。外语用现代语言表述常常就是这种口语。而我们的表述,书面语跟口语完全可能不一样。比如用口语可以这样说:我们走了大老远的路到汕头大学来说说文学。但是要用书面语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千里迢迢来到汕头大学举行关于文学的讲演。这完全不一样。你把它翻译成外语,或者用外语来表述,就只能有一个选择,选择前面一种口语化的表述。我们的汉语准备了两套语言系统:书面语跟口语这两个系统,而且非常现实地同时并存。当然它在语言习得的意义上可能有缺陷,例如我们大部分人会说流利的汉语,但可能不会写文章。道理就在这里:写文章的书面语与日常交流的口语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表述系统。再有一个,这个是我的发现,我还没有写成文章,就是从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翻译状况。我觉得只有汉语才有这种状况。在进入翻译的语境的时候,无论是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或学术作品,好像我们有专门的语汇来用于这种翻译,而且这种翻译的语言比我们自身的常用语言还要精彩。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你一读就知道这是翻译的,而且它的表述就让你精神一震,觉得这不是本国人写的。其实翻译所用的仍然是我们的汉语语言,本来也就是我们的日常语言,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的语言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它翻译外来的东西,很可能比我们日常表述还要好,我们有一套专门用来应付外来语材料的语言资源和语言策略。外语能做到吗?不可能。假如我们把汉语的东西翻译成英语,完全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反映了我们的语言的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因此无论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学家、作家来说,还是对于海外的汉语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应该建立关于汉语写作、汉语文化、汉语文明的某种自信。我真的觉得要好好研究,我们的汉语一定是比其他的某种语言有它更优越的成分。

陈:坚决同意。我曾经看到一首英文诗,中国人竟然用六种方式来翻译它。它就是一首简单的英文诗,可是我们能用楚辞的方式、用诗经的方式、用现代诗的方式等来翻译,能把那首诗翻译得丰富多样。这正体现出我们的汉语可以有无穷的表现力。我曾经教过外国学生唐诗,比如“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翻译成英文就是大白话,学生就不明白,问我这诗有什么美?我们念了几千年,觉得美得不得了,但他们体会不到。因为他们的语言无法承载我们汉语的表现力。所以,我真的是特别赞同朱教授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