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汉:乡土是有根的写作

来源:北京晨报      2015年6月14日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们渐渐离开乡土,同时也不断地怀念乡土,记录乡土,最终成就了一度繁荣的乡土文学。

但是当城市化越来越快,当最初进城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已经有了儿女子孙,当年的乡土情怀或许还在,但却永远都无法回去了。而新一代出生在城市里的年轻人们,则离乡土更远了。

不过,即便如此,即便城市化程度再高,城市也不会成为社会的全部,乡土依旧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重读乡土文学,对于今天的人们,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又该如何去看待乡土文学?

在乡土中国,每个人都与乡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乡土学院,注定了中国作家文本中的乡土性。

 

中国乡土文学

北京晨报:如何定义乡土文学,它是怎样产生的?中国传统的时代有田园诗歌,和现在我们说的乡土文学有关联吗?

杨匡汉:千百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度,传统文化是为农业经济和乡村生存状态所支撑起来的文化。在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中国”,每个人都与乡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乡土血缘,注定了中国作家文本中的乡土性,其间也构成了包括耕读传统、人文气脉、乡土情怀、审美想象等的独特性。

“田园诗”、“山水诗”也可以说是“乡土文学”。不过,将“乡土文学”的提法运用于现代文学,是从鲁迅在《新文学大系二集·导言》中提到的。茅盾在1936年也专门写有《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他指出“乡土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学范畴。

西方也有类似的文学现象。但不叫“乡土文学”。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专门有“英国的自然主义”一个分册,提到“田园诗”“湖畔派”,是作为对宗教与政治的反抗而出现的,和我们不同。

北京晨报:当今许多知名作家都曾经从事或者依旧在从事乡土文学的写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杨匡汉: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精神和灵魂三方面内容。“经济挂帅”的大势下,物质强化,精神弱化,灵魂退化,作为有良知、有理想的作家,内心不痛苦、不忧患吗?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刘震云、张炜、余华、苏童、阎连科等作家,投身于“乡关何处”的书写,是必然的,也是一种常态。“在乡土生活中发现中国”、“在小说叙事中记住乡愁”等,成为当今文坛的热词,是一种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失去了什么、该留住什么、血脉流什么的审美和思考。当代中国乡村正处在重大的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格外突出,也相当复杂,乡村秩序的确需要重构。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深刻理解乡土乡村及其嬗变,才能理解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

乡土文学是有根的写作,只要乡土、乡民、乡村存在,就依旧会繁衍各种各样的故事,影响当代人的心灵和道德。

 

心灵史和精神史

北京晨报:贾平凹不久前表示,乡土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中成就最大的,是否如此?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乡土文学?它的成就到底是什么?

杨匡汉:贾平凹本人无疑是“乡土写作”的劳动模范。据说他完全是手工操作,写一部小说要废掉300多支圆珠笔,甘苦寸心知呀。“商州”是他的自殖的灵根。他“披着狼皮”写作,“古炉”呀“秦腔”呀“老生”呀等唱着乡土的哀歌,即便是城市书写的《废都》也是一种“招魂”式写作。他的才气、禀赋以及勤耕成就了一位大家。但他的“乡土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中成就最大”的说法,其实不必用“最”这样的字眼。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其他门类的创作也有不小的成就。

我以为,“乡土文学”在今天的贡献主要是:与黄土地的亲近;乡村记忆的诗情;家族故事和土地神话;几代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北京晨报:乡土文学对社会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

杨匡汉:“乡土文学”可以说是有根的写作。只要乡土、乡民、乡村存在,依然会繁衍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为社会、为读者提供的是“富于质感的经验”,以道德归乡、心灵栖居,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当代人。当然,也不免有灵魂的冲击和震撼。莫言的成功,就在于他定位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自己打造的乡土,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的而又放大了的乡土。福克纳、马尔克斯可以给他一些外来刺激或教他一点叙事的本领,但笼头和马驹子仍然是莫言自己的。他的影响,可以说是作家要在重要创作主题中寻找乡土自身的资源,也找到自己独特的文学语言。

乡土、乡愁或许迟早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乡土文学既有记录性,又有记忆性,还有想象性,因此不会消亡。

 

从乡土文学到城市文学

北京晨报:有人说乡土文学没落了,甚至也有人说就要消亡了,您觉得情况如何?

杨匡汉:“乡土文学没落了、消亡了”,是个子虚乌有的伪命题。例如“乡愁”,是中华文化和文学的母题之一。社会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的作者来说,“乡愁”或遥不可及,或想象衰变,或“原乡”与“异乡”易位,或从“乡愁”走向“城愁”等,不一而足。乡土、乡愁或许迟早会退入苍茫的历史兴亡,但是,“乡土文学”既有记录性书写,也有记忆性书写,更有想象性书写。文学不会死亡,乡土文学也不会消亡。

北京晨报:许多作家都转型创作城市题材的文学,年轻的作家们也更多选择城市题材,城市文学的情况如何,和乡村文学相比呢?

杨匡汉:中国因为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城市文学发育既不充分,速度也比较缓慢。说到真实意义上的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素来静悄悄的中国城市,终于如万花筒似的旋转了起来,从外观到内里发生巨大蜕变。城市发展走上高速道,一方面“时间是金钱,效率是财富”,另一方面城市病毒大量发酵,巨大的活力和普遍的堕落一齐出现。这一被物欲驱使的疯狂的崭新社会生态,造就了文学的新话题、新向度,“城市文学”随之真正铺开。不过,目前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尽管已铺天盖地,精品佳作却寥若晨星。它肯定与乡村文学存在有相同、有相异、有交叉的美学问题,不必急于下定论,慢慢看。

可以肯定地说,乡土文学不存在消失和重归的问题,它是一种客观的、文化延续性的存在,总能把时间和空间亲切地联系起来。

 

乡土文学不会消失

北京晨报:今天我们还需要读乡土文学吗?还需要创作乡土文学吗?对于今天的社会和今天的人们,乡土文学有什么样的意义?

杨匡汉:我们都是传统的子孙。中华文化是“五缘文化”—血缘、族缘、地缘、物缘、业缘,守望相助,抱团取暖。命运的共同体决定了“乡土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父亲是山,母亲是水,不管走到哪里,走遍天涯海角,心中总有“智水仁山”,砍斫不断的。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必然会有代代相传的基因在乡土文学中留下印痕。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何况对于今天的国人,生命的溯源,精神的归本,文化的还乡,不是那种软弱的忧伤,而是天然的、属于文学的精神习性和情感取向。

北京晨报:许多人对乡土文学的未来并不乐观,包括贾平凹也表示它总有一天会消失,您认为呢?或者说,乡土文学还有重归的一天吗?

杨匡汉:“未来”?我不是算命先生。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乡土文学”不存在“消失”、“重归”的问题,它是一种客观的、文化延续性的存在。不必做更多的自由发挥了,还是引几句文学名家的话吧。余光中说:“乡愁也是一种国愁。”王鼎钧直言:“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郑愁予诗曰:“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乡愁。那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甚至连英国作家也认为,英诗里最美丽的一行是“遥远的在山那边。”没错,“乡土文学”总能把时间和空间亲切地联系起来。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杨匡汉

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