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两个世纪的回响

——鸟瞰当代“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时空坐标

(美)陳瑞琳

任何一个文学浪潮的兴起,都有它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我们面对世纪之交风起云涌的“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时候,只要回首百年历史,就能听到那真切的历史钟声的回响,就能看到那清晰可辨的血脉源流。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但又肯定是绝然不同。

一、来自上世纪现代文学的钟声

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文坛,正是借着庚子赔款后的滚滚留学浪潮,直接催生和影响了整个现代文学的华丽局面。细数现代文坛,在宽泛而随意的出入国门中,留学欧洲的作家计有:巴金、老舍、徐志摩、林徽音、苏雪林、凌叔华、陈西滢、戴望舒、许地山、钱钟书、陈学昭等,他们不仅在海外就开始有精彩的创作,而且从欧洲带回了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各种文学思潮。当年留美的作家则有: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冰心、曹禺、闻一多等。胡适从美国拿来的实证主义新文化,正感应着“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他的哲学和文学思想整整地影响了一个世纪。而构成现代文学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就是当年的留日学生,他们是鲁迅、茅盾、郭沫若、周作人、郁达夫、张资平等,他们深受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人文思潮影响,继而直接影响到现代文学的思想变革。

虽然在“五四”新文学之后,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文学”,海外归来的作家往往是将域外题材与国内现实融为一体,如当时在文坛上影响甚大的优秀作品:诗人闻一多的《洗衣歌》、老舍先生的《二马》、蒋梦麟的《西潮》、郁达夫的留日小说以及后来钱钟书写的《围城》等。所以,当我们回首现代文学史上的波澜壮阔时,所看到的正是海内海外精神交融的内在动力。所以,来自海外的人生体验和精神熏染无疑是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源头的重要起点。

人们之所以总是高度地评价中国现代文学,是因为那仅仅三十年的文学气象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这“新”来自西方,也来自东方。现代作家的巍然屹立,正是因为他们深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同时又具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这种“脚踩中西文化”的局面,才造就了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林语堂、张爱玲、沈从文等等的文学巨匠。

二、当代文学需要“海外冲击波”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当代文学,虽然是在本土内自我成长,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引以为傲的成绩,突出地体现在50年代创作的红色经典与80年代的新时期“启蒙文学”。

然而,在经历了80年代的喷发高潮之后,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万花筒,国内作家却显现出一种乏力和疲惫感,旧的书写经验和审美经验急需突破。让评论家束手无策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消逝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创作方法也变异了,取而代之的是平面化的职业性写作。与此同时,撞击式的文学思潮、创作流派以及个性化创作的严重缺位,使得中国的当代文学在上世纪的90年代后以及进入21世纪的时候,呈现出非常尴尬的焦躁痛苦。

当我们回首18至20世纪的世界文学长河,被世人引以为骄傲的就是思潮、流派和大师的层出不穷,即便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中,也不缺乏这样的创作群类和典范。但是,随着现代和后现代的商品时代的到来,随着消费文化观念对作家的熏染与侵蚀,这种创作的生态已经不复存在。偏偏在这个时候,随着中国的经济强大,人们更要追问: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一个泱泱大国的当代文学?中国文学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走向世界,渴望被世界所关注,所承认。另一个需要面对的痛苦事实是:整整60年的当代文学成就为什么就无法与仅仅30年的现代文学匹敌?浩瀚的当代文学,怎么就没有鲁迅那样的参天大树?中国当代作家缺乏深厚的中西文化的根底,已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历史也许是无意的巧合。“改革开放”之初,先是港台作家的涓涓溪流悄然涌入大地,让文坛感到惊异,感到振颤,同时更有世界上各种流派的纷至沓来,遂造成80年代后现代的繁华局面。但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在最焦躁痛苦之际,人们蓦然地看到了悄生于海外的当代“新移民文学”。这股充满了勃然生机的“新海外作家”,在经历了80年代的阵痛迷惘之后,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渴望自由表达的心灵,经过洗礼后的个性觉醒,如春风般吹回大地,带着她独特的海外气息为当代文坛带来惊蛰的震撼与喜悦。

历史是意外也是必然,谁也没想到七十年代末的中国能够再次打开国门,数百万学子乘桴于海,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留学浪潮。与现代史所不同的是,这个留学浪潮的生力军并没有马上打回本土,而是先选择了落地生根,然后在移植他乡的过程中,诞生出新一代的海外“移民文学”。

当代文坛需要“新”,需要“突破”,需要“海外冲击波”!于是,“新移民文学”回应着历史的呼唤,正信步走来!

三、构建海外华文学历史长河的第三次浪潮

追溯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长河,一个源流在东南亚,一个源流在北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文学发源地。东南亚华文文学和北美华文文学,两者的政治文化经验相当不同,其经验不同主要在于华人对当地文化的体认,前者是亚洲内部的融合,而后者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跨越。相对来看,北美华文文学的变化和发展比起东南亚华文文学要显得更加丰富和多姿。

如果以北美为例,最早的源头则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诗歌和民谣,包括人们后来在美国“天使岛”的牢房墙上发现的中文诗文,可说是早期移民情感的直接抒发。这一源头,贯穿在整个20世纪,便是“草根文学”的滥觞,并发展成为美华文学的重要一支,其特质就是表现海外华人特别是底层的华人在美国几代拼搏中所经历的血泪悲欢,代表人物就是“金山作家群”的创作。

海外华文文学第二个浪潮是20世纪中叶之后,以北美地区为代表,先是四、五十年代一些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生,学有专长却家国如梦,笔力雄健且思虑沉重,当时由林太乙主编的《天风》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留学人的作品,主题多徘徊在“去”和“留”的挣扎,可说是海外“留学生文学”的初试啼声。

到了60年代,台湾掀起“出国潮”,涌出一批年轻而成熟的作家,于是有了以於梨华、白先勇、欧阳子等为代表的“纽约客系列”,其作品充分表现出留学生文学所具有的基本特质,在“无根”的精神痛苦中,在“接受与抗拒”的文化冲突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同时在事业、国家、爱情、婚姻的漩涡中走进了“移民文学”的前沿,由此创造了海外华语文学的第二个高峰。

80年代初期,当代中国大陆的海外留学生,带着自己纷繁各异的自身经历,沧桑深厚的文化印痕来到海外。与现代史不同的是,当代的留学大潮主要是云集在北美,而不是日本、东南亚和澳洲、欧洲。据统计,仅从1978年到2007年底,中国大陆赴北美留学的人数就达121.17万人,远远超过赴欧洲、澳洲、东南亚、日本的人数总和。

这股“新海外文学”,发端于上世纪的80年代,滥觞于90年代,成熟于本世纪初。他们犹如割断了母亲脐带的孩子,先有阵痛,还会营养不良,但是他们很快就成长起来,并且学会了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沉潜磨砺之后,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描写个人沉沦、奋斗、发迹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一代人历史命运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百年精神之路的追寻,进而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了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讨。

或许是时代的变化,或许是心智的成熟,比诸上一代作家,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他们显得更敏感更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更富思辨精神。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哭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他们中很快就涌现出一批有实力、有创建的作家和写作人。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闻到东西融合的气息,也能观览到“地球人”的视野与感觉。

海外华文学的百年历史长河,一直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状态中递进地成长,同时也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它的可贵,首在解放了心灵,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因此而能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并冷静地回首历史。这些作家,不仅仅是要告别“乡愁文学”的囹圄,更还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新移民文学”的诞生和成长,既是在前人的足迹上,也是一种新局面的开创,承前启后,被誉为是海外文坛的“第三次浪潮”。

四、“新移民文学”的主要贡献

纵观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创作,先是有20世纪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为代表的草创发轫期。90年代初期,以查建英、苏炜、闫真等为代表的“大陆留学生文学”为先声,之后有严歌苓、张翎、虹影等的扛鼎之作诞生,海外新移民文学开始向纵深发展。到了21世纪初,无论是生活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表现在文学精神的觉醒与升华,海外新移民文学开始具有自己成熟的个性并出现其代表性作家。

“海外新移民文学”,从横向全球看,是与东南亚文坛完全不同。纵向看,又与老侨文学、台湾留学生文学区别开来。明显以北美新移民文学为主要代表。

辨析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思想浪潮,总结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学特质,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

“新移民文学”的异域书写,从早期80年代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到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苏炜的《远行人》,再到闫真的《白雪红尘》,同时还有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张翎的《望月》、虹影的《阿难》、程宝林的《美国戏台》、卢新华的《细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沈宁的《走向蓝天》、范迁的《错敲天堂门》、宋晓亮的《涌进新大陆》、陈河的《致命的远行》等,其主要的精神特征,就是正面表现异域世界的文化冲突,或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浩然前行的勇气和探索。

进入21新世纪之后,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则更多表现在情感生活的焦虑之中,如孙博的《茶花女》、李彦的《嫁得西风》、融融的《夫妻笔记》、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吕红的《美国情人》、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曾晓文的《梦断德克萨斯》、沙石的《玻璃房》、鲁鸣的《背道而驰》、瞎子的《无法悲伤》等,各种情感经历的苦乐悲欢,构成了当今海外情感小说的博大空间和人性张力。

加拿大作家张翎的长篇巨作《金山》,一个古老的文学题材,在张翎的笔下却达到了异域文化冲突的新高度。这部关于19世纪末加拿大中国劳工的悲壮家族史小说,其实是一部中国人的海外秘史。所谓“秘”,正“秘”在心灵,一个“苦”,一个“忍”,被张翎写到了极致,也写出了“人”的极限。张翎的这种异域书写既是跨海的、跨种族的,同时又是“乡土”的。

二是站在海外的新角度,进行独特的中国书写。

近年来,新移民作家的“中国书写”正在大放异彩。如严歌苓,不断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严歌苓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中国书写”,推出一部部震撼之作。轰动文坛的《第九个寡妇》即是她“回望乡土”、重新“抒写历史”的一声号角。《第九个寡妇》之后,严歌苓再推出更为神奇的《小姨多鹤》。这部长篇所讲的故事已不仅仅是跨“历史”,而是跨“国籍”,被评论界誉为是一曲“刀尖上的舞蹈”。因此,人们发现,严歌苓的创作,已经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即所谓的“是非观”的判断,无论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还是《小姨多鹤》里的竹内多鹤,她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她注重个人,而不是把国家、民族放在第一位的,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这种西方人文主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严歌苓,遂使得她笔下的文字不仅浸染了西方小说的细腻和情绪流动,而且在审美判断上彻底脱胎换骨,从而与国内的作家完全不同。这种离开了中国的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正是使得海外作家获得了一个崭新又奇妙的空间。

关于“中国书写”,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不可谓不是经典之作。这个从川南重庆的江边走到伦敦泰唔士河畔的中国女人,在她心灵流浪的途中,她说“自己曾经被毁灭过,但后来又重生了”。虹影这里的“重生”,是来自新世界的“光”。在《饥饿的女儿》里,虹影写自己的灵魂,写自己的身体,甚至鲜血淋漓,她却不怕痛,因为她知道自己是在与一个时代一起受难。成名作《饥饿的女儿》,正如西方评论界所说:“这本书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在最终意义上,属于一个民族。” 从《饥饿的女儿》里面的长江,到《阿难》里面的恒河,虹影所思考的并不是个人的痛苦和哀伤,而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寻找的悲歌,甚至是世界性的“大流散民族”的文化哀歌,更是对人的命运在现代时空下处于“流浪”状态下的挣扎思考。

由此可见,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迅疾成长的海外新移民华语作家,他们无论在心灵的洗礼,还是在现实的挖掘,或者在人性深处的“抉心自食”,都正在展现出不同寻常的精神风采,他们的努力,正在形成当代中国文坛一道可喜的风景线。暨南大学著名学者饶芃子教授对此做如是评价:“海外华文创作的主要特征就是心灵自由和想象力的释放。这种心灵自由和超越想象力,使他们的体验可以深入到历史和人性的深处……”。

结语:海内海外的新世纪交响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文坛正在出现“新世纪文学”的多重交响。传统作家与民间作家对峙,年轻一代与文坛宿将较量,市场文学与严肃文学并存,尤其是海内与海外的激励互补,共同创造着当代前所未有的多元性文学局面。
面对着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当代作家将如何冲出当代文学的精神困境?显然,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参照语境,同时更需要那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突破性力量。这个“内部”的力量,也许就是在当代民间日渐雄浑的“网络文学”,而那种“外部”的力量或许正包括近年来在海外异军突起的“新华人文学”。这两种特殊的力量,正在给中国的当代文坛带来精神气质的改变,并将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未来。

海外作家的优势就在于自由的心灵,写作与谋生无关,因而不需为稻粱谋。海内作家的优势则在于母文化的丰盛土壤。如此看来,海内海外的作家就有了相互激励的条件。

当今世界,东西方的文化融合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旋律。纵观全球,正是因为移民浪潮的归去来兮,一个民族才得以迅速吐故纳新,在交流与磨合中不断强大。

(选自王列耀主编:《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