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游目:一份精神履历

余  禺

博尔赫斯指出:“文字并不是经由抽象的思考而诞生,而是经由具体的事物而生的”1)华文亦如此,她并不仅仅传续着永恒不变的概念信息和感性信息,在她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华人命运的脚步,她也以她足够坚实深蕴的主体性和温柔敦厚的包容性踩出她新奇的步调,旋出她变幻的身姿。近代以来,华人因命运使然漂徙流散之旷世行止可歌可泣,所历之经验对应风云之演义,遭遇了文化的大碰撞、大质疑、大借镜、大搬运,辗转腾挪之后,又反观自己的文化而重新寻找、重新辨析、重新肯认,进而东因西鉴,为历史的炉、时代的火而重新塑造。笔者知识有限,即便从新时期的文化思考氛围中取得一些,也是生吞活剥的。毋宁说,我的知觉颖悟一方面来源于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华文文学的阅读。华文文学于我内心发生助燃效应的大致有如下诸端:

或许时机上不仅仅由于作品的传播恰巧被大陆地区的编辑们所发现,历史进程也必然使这类作品契合于文化反省的内在需求:当新时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文学的反思促进了文化的深省,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及其一系列对“酱缸文化”的指认是那样淋漓酣畅,不能不将其同鲁迅相关联而继续引伸。李昂的《杀夫》也是最早被大陆期刊转载的台湾作品。文中那该杀的丈夫是个屠夫,这个职业当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性。极尽“男性沙文主义猪”的描绘不仅让从传统中国社会走过来的人唤起共同的经验感受而深觉颤栗,其男权之不能忍受在于利用家庭关系的权力滥施,已升格为更广泛的内部暴力,让人产生众多联想。而龙应台的《野火集》虽更多是对现实诸相的犀利批判,其文笔的锋芒恰可引为新的历史坐标下文化手术刀的形象。即便如通俗文学一路的琼瑶的爱情故事,在我看来,那些也不仅是少男少女缠绵的情感纠葛,他们在父母威权之下的反抗、受挫、冲突、追求自由等,也在某种程度上与大陆读者在特定时代封建依附关系下的心理欲求同构。

这一向度的写作当然还有著名的文化斗士李敖,延续到香港的李碧华等。不过由于作为读者的我自己缺乏凛然的文化主体性,我尚未能更多地关注这一路写作。倒是台湾作家对于日据时代台湾人身份昏蒙迷惘的描写、香港作家后殖民叙述中文化迷失的观照,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模糊的文化归属更加刺激我的思考。从早期陈千武的《输送船》、吕赫若的《冬夜》到九十年代陈映真的《忠孝公园》以及杨照的《一九四八·人寻》,那种以侵略者日本作为宗主国,以台湾人充当日本兵,在战争结束后不知自己是胜利一方抑或失败一方的尴尬令人唏嘘不已。最矛盾纠结而又必须深究的是:被殖民最深的痛苦是忘记自己是谁的痛苦,即最底层地狱之“无间道”的痛苦;而消除这个痛苦的办法,追根究底是选择或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个命题在华人向世界流散的文化历程中也有相似的表现。华人在异邦的成就以远离民族文化甚至丧失文化承传为代价,新一代的华人在同化于他族文化的过程中果真能够融入之而自适之吗?文化血缘的根性在全球化的时代果真能够被斩断而教人在人的主体内在性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球人?从香港后殖民叙述来看,一个充分西化的华人地区,一个充分开放的自由商埠,华人在世界的行旅中至少也还存在着与世界的“软性”距离。也斯的《艾布尔的夜宴》写即便能享用高规格生活方式的华人为了一次慕名而往西班牙海滨的高级餐饮,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台湾苏伟贞《沉默之岛》中写男男女女一干华族地球人在世界各地倏忽来去,作者价值中立的话语沉默恰恰与所写人物丧失文化之元的情形合辙。这些叙述和描写让我放开了视野,体会到华人华族在走向世界的步履中与世界关系的复杂性。在世界上,华人究竟该如何安顿自己?在这样一个大哉问中,有些作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余光中从短暂的现代主义尝试迅速转为中华大地的精神怀乡,郑愁予从游世的中国风到济世的中国风,都是确然无疑的中华文化情怀。近期台湾简媜的纪实文学《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真实记述并赞美了一通美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之后,其终极的文化选择还是自己的中华文化。

对于生活在中华地区的人们,同异族他邦之间的文化遭遇和文化认同问题未必成为一个作家全部的或重要的辩证主题。而在老移民和新移民华文作家那里则有更为现时现场的表现。文化的纠结同生存的扞格缠绕在一起。书写马来西亚华族的李永平、黄锦树、黎紫书大致代表了马华书写的三种样态。李永平当然不能不触及华人同马来人及其他民族之间的碰触,但如《吉陵春秋》系列,李永平是在异邦营造了一个华人的世界,其间华人街区的风俗民情、人物的生老病死,都纯然是中国的,都荡漾着浓郁温婉的中国风,仿佛并未走出国门一般。黄锦树的文学笔触较为凝重骇怖,描写了华人血淋淋的苦难与创痛,由漂泊流散的存在焦虑以至文化淡出的“内在流离”。黎紫书则细察离散后的保留,淡出后的回望。而从大陆走向海外的严歌苓、虹影等在东西方文化双向视域下重新检视中国文化,甚而至于以极具诗意的笔触热烈拥抱曾经被看作负面的东方神性品格(如《扶桑》、《少女小鱼》等)。这些都促使像我这样一个经历了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大清洗的人,在新时期继续清算民族劣根性、传统文化腐朽性而在努力向西方看齐的过程中感到文化自卑时,对东西方文化品格、对关系到安身立命的文化主体性(而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宰制)重新加以思考。

我最初接触华文文学,是受大陆新时期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洗礼而对现代主义有所关注,希望从台港地区华文文学的现代主义经验上有所借鉴。台湾早于三十年代就从日本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及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至五十年代纪弦、方思发起现代主义诗运动,继之而起的罗门、洛夫、痖弦、商禽等一大批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人以及白先勇、欧阳子、王文兴等聚于“现代文学”旗下的小说家涌现,将华文的现代主义推向一个高度。如果说大陆朦胧诗运用意象、象征、隐喻等现代主义技法更多是基于时代因素而吻合于内心表达的需要,那么,朦胧诗之后更为广阔迅猛的现代主义潮流则是自觉地借鉴西方自爱伦坡和波特莱尔以降现代派的方方面面。基于对思维悖谬、人性扭曲时代的深刻反思,表现出对僵化意识的反叛、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文化价值重洗的欲求和对汉语文学语言形式创造的渴望。直至吸收西方解构主义思潮,主张反文化、反语义、反变形,追求旨在“铲除文化积垢”的“前文化状态”和“感官的瞬间记录”,崇尚“叙述的迷宫”和语言的欣悦,发展出中国式的后现代文学倾向。我以为大陆新时期出现的“现代”以及“后现代”文学流变是历史的必然,具有极大的变革意义,并在三十多年时间中创造出了一大批可被历史证明的丰硕成果。台湾地区旨在反拨出现于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学”之口号化、教条化而出现的现代诗运动,具有寻回文学本体性的意义,这一点与大陆新时期文学异曲同工;同时,在“存在”的意识上,大陆新时期文学反思极左时代的荒谬,更多在物质生命和人格尊严上领悟“荒诞”、“迷惘”、“异己”、“他人是地狱”的现代主义知觉,精神价值上则更多从质疑到质疑,以批判反对批判,或表现出内在性的茫然状态。而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对孤独的感知则源于空间的流徙、命运的放逐。如果说,人被抛撇在世界上,对周围世界不可知,命运不可把握——如此的恐慌出自战争的溃退、政治的失败,促使漂泊于台湾孤岛的人们产生悲剧意识,或基于人的生存经验,涵括本质性的现代颖悟,推演生命和社会关联、抵牾的形而上知觉,构成台湾、香港乃至海外华文文学的现代主义意绪,那么,从陷入集体的迷狂而至虚妄,内心深处自我纠结、自我辩难,从盲目趋同而至怀疑,而至醒觉,及至离经叛道、自我放逐,则是大陆经验者的心理轨迹。

由此而观,两岸不同时期发生的泛现代主义运动均有着不可无视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依据,并非盲目搬用西方的结果。然而朦胧诗以后的大陆新诗潮,大致趋向主体品格的忤逆、涣散、撤离,直至后现代式的从解构到自我解构;即便有新古典主义和东方文化取向的写作,也仍在现代经验的制衡下显得暧昧。而台湾,即便是具现代主义典型性的《深渊》(痖弦诗),在对生存的荒芜、灵魂的陷落、信仰的阙如不无反讽并自我诘难之后仍然设置了一个神秘的出路:“没人知道的一辆雪橇停在那里。”一如里尔克的《祈祷书》和艾略特《荒原》最终的宗教指向以及《四个四重奏》的精神依归。由此,我从台湾现代诗运作中领悟到现代主义者向宇宙发出“遭难信号”时,其意识深处存在着参照系,那个可以期待救赎的宇宙与其说不可知,毋宁是个“内宇宙”,呼救本身意味着不放弃。即便如卡夫卡般极度冷峻、无望的叙述,也是出自对人类处境的关怀而忧思。可以说,台湾现代主义诗潮在发声机制上有着较为凛然而非匆忙的主体原动力。直至后行代的林耀德、简政珍等“后现代”倾向的写作,在后现代知觉之中也俨然保有主体的进取姿态,而非做主体的抽离去满足语符欣悦的行为意义。

正如一切文学史所分述的文学现象均具有相对性一样,华文现代主义无疑是世界性的现代主义的延续和补充,但其中有与传统诗学对接的“现代”,如洛夫将超现实主义同东方的禅宗相结合,又如上述诗人同三四十年代大陆的象征派、现代派、九叶诗人以及新时期的朦胧诗之浪漫的或现实的意绪不无呼应的关系;有的可称“现代诗”而非“现代主义的诗”,如覃子豪哲理的象征、周梦蝶意象与情趣的佛学新参,郑愁予个人离愁与文化血脉的熔铸,均非“主义”却“现代”。小说领域,即便被文学史划入现代主义的白先勇,叙事方法并无现代主义的变形,另一作家七等生不乏奇诡,但其“冷眼看缤纷世界,热心度灰色人生”2)的自我期许,使其题旨并非总能以现代主义相涵括。如此,对笔者而言,在吸取新的创作经验,在出自命运和心灵推动而自然趋向一种精神意兴和美学原则时,那种丰厚的底蕴、综合的素质、参照的品格,便成为停步思考借镜的缘由。

处于从工业革命到后工业革命、殖民到后殖民的时代,作为一个文学探索者,其现代性的命题是相当纷繁而纠结的。西方在经历了空前的物质变革后,其哲学产生了与科学的对立,非理性主义大多认为科学、智能对人类的自由产生威胁。而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人们对“进步”的信心产生怀疑,其现代主义者大多反战。3)然而意大利未来主义却“把城市、机械、速力作为诗歌创作的新主题。颂扬‘速度的美’,赞美大都市的机器文明,歌颂‘进取性运动’和‘力量’。”以此为“现代精神”4);未来派并且崇尚战争,认为“没有侵略性,就没有杰作……我们要颂扬战争——世界唯一的卫生措施”。5)暂且撇开颂扬战争的论调不论,就机器文明而言,对于经历了贫穷、落后并经启蒙后的中国人来说,也没有不呼喊不拥抱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思想和人性的解放催化了物质欲求并促使欲望极度上升,在这个变革时期遭受摒弃的是立足于小农经济的保守的传统道德。人们祈福的激情天经地义,文学必然表现那种僵滞的打破、张放的觉醒。半个多世纪革命的目标、梦寐的期盼、美好的承诺一旦放开手足,必然大步向前,摧枯拉朽。而台湾则不同。在经历了资本主义跨国经济伴随而来的价值颠倒,政治的依附,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新殖民造成灵魂的迷失、道德的沦落、社会人心的狂躁,必然刺激因文化碰撞而敏感的台湾的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反省,并在经历了一番砥砺、比较、辩证后,重新寻找文化归属从而回望农业的、自然的文明、信仰的价值和华族的传统——这便是经过现代主义冲击后台湾文坛兴起的“后殖民文学”,就是黄春明、陈映真、王祯和、杨青矗、吴锦发……乃至新近的吴钧尧、童伟格、甘耀明等人的乡土故事所欲阐发的文学意蕴。如此的不同,或许是因大陆与台湾历史进程的差异使然。对于这样的文学,断不可用机械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加以隔靴搔痒的评说或不着边际的褒贬。

问题还需推回到台湾漫长的日据时期。并非如意大利未来派所说对战败国采取暴力是正常的。相反,是战争的暴力使被奴役一方的人们的生活被毁,使被奴役民族的文化遭受摧折。日本的统治机器和官僚资本首先使殖民地台湾的经济被强行纳入日本的利益和战争的需求,资源被掠夺,台湾农民的生计被抑勒;而日据时代的“皇民化”伴随着殖民经济的推动和机械文明的侵入,尖锐的民族气节与生存福祉的矛盾使人性的良莠浮出水面。这在赖和、杨逵、吴浊流、吕若赫、朱点人、钟肇政、陈千武等人的小说中都有颇好的表现。其中“皇民化”中的“现代文明”输入产生民族身份的纠结、物质与精神生存的压抑唤起民族文化的抵御,并在对抗中进一步认清了华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成为回望与“进步”扞格的现代性前驱。

笔者原先跟随某一条思想脉络,不意间逐渐形成了线性机械的社会“进步”观。以此观念阅读台湾向现代、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予以反映又自有乾坤的文学,不免产生混淆和疑惑。继续阅读思索的结果,我以为关于台湾文学中的现代性诸问题,何谓“进步”,何谓“现代”,又是否同并非保守、并非落后的某些精神价值构成华族前行的文化张力,以及“新儒家”同现代化关系的启示,是持有如我先前思维定势者,需要在推动时代前行、追求技术进步物质富足的同时,加以参酌再发的。

华人经由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全面推动,社会充分完成转型,新的生活方式左右了人们的感觉神经,许多来自东洋、西洋的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一体化等价值观的误植,最主要是电子信息与“地球村”的时代,文化均值化,文化功利化,大量的次文化现象取代了菁英文化,人们的价值心理发生动摇、游移与自我辩难,文学家自身亦在其间被裹挟,其角色定位也从“精神导师”而朝“精神同行者”变换。文学之面向,甚至从文化矛盾走向精神虚脱、意识痉挛。

一种情形是作家的知觉系统,仍存有知觉核心的观照功能,外部世界的种种依然受作家所审视。拿台湾作家来说,这在黄凡、东年、张大春、王幼华、郑宝娟以及之后的郭筝、王定国、张启疆等人的小说可见一斑。都市的兴起、物质的喧嚣、行色的匆忙、私己的泛滥、政治竞争与工商竞争造成社会混乱无序、人心躁动不安……作家以其社会关怀和文学使命予以揭示和警示。其中对于人心的剥视,则在进退之间、变守之际尚有斟酌之处,有终极认同。这远在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陈映真的《山路》等小说中已然涉及。至王幼华的《香格里拉恋歌》、平路的《玉米田之死》等,更将人物推到俗世纠结、心躁难抑的边界而荡开,而做出符合潜在的未失于本性的抉择。

另一种情形是自九十年代以来的现实社会致人心演化的新特征为华文作家们所敏感。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写女主人公米亚耽溺于服饰品牌、花草精油等时兴的颜色、嗅觉的世界,以及同能做爸爸的已婚男子的情爱中。如此“华丽”的生活仅以浮华的形式不断走向平面,而人的历史文化深度则阙如,只能以对华丽的无止境追求与构建来支撑掏空的灵魂。更可怖的是米亚自觉到将有一天年老色衰,可她并非幡然醒悟,而是坚信“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来的世界会倒塌”,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如此悲壮的语气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然而却成为主人公对浮华的终极追求。小说因此也似乎让作者混迹于米亚们之间,其巴赫金之“复调”的声音深藏至几近于无,以至于评论家王德威代为点破题旨时亦感叹“不可说,不可说。”6)这个时代,声色气味排挤了心灵的种种。这般“新人类”,自然如朱天心《我的朋友阿丽萨》借人物之口所述,是对于“人类伟大心灵长期所产生的种种思想、艺术、价值观……有种近乎不解、恐惧的冷漠”,因为“他们中心无主空空洞洞……”7)

这种时代嬗变中的人的心理或许在当今年轻一代中才具有典型性,那么更令人悌惧的是似是而非的涣散。如果说,中年和老年对事物的放弃尚体现了生命自主的权利,体现出对世事的决裂态度的话(如《我的朋友阿丽萨》所叙),那么在那些原本有理想有追求却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主体涣散的人那里,则构成了比之上述“新人类”更深层的时代特征。香港黄碧云《盛世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萎靡、百无聊赖尚不足奇,一种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振振有辞,或自我被众多他物挤压的情形甚于精神的虚脱而成为精神的自行消弭。香港西西极为精简的《巴士》、《新春运程记历》、《盒子》等小说写出当今时代感官情景随时随地纷至沓来使缺乏判别、缺乏见解的主体在其中迷失,生活的多项选择或无选择的多样化,甚至相左的价值观的并置、万千事物的不断叠加,使生活零散化、碎片化,人穷以接受,六神无主,必然寻找新的支撑,便将某些似是而非的“新观念”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如果说西西笔下的这类人物尚属不自知的价值虚空,那么台湾新锐作家张万康《史尼逛》,写一个自名为史尼逛的成年男子创办“杂交俱乐部”,为了引诱一位小学女生,运用其知识学养,富于思辨地把他之所以创办这样一个淫乱的俱乐部说得多么崇高,自己的内心也是理直气壮,慷慨激昂,甚至令这个女生多少修正了先前对其“著名的社会大败类”的定见。

但某些作家不甘于纷繁的乱象、暧昧的呈现,在人被迅疾抛掷于虚空的当下,亦遵循人文及人性保留的实际(哪怕些微存有),善于发掘和寄托地写出人际的温煦、人心的纯良、人道的效用、人性的执著、人文的悠远和人格的尊严……这些看似老调,但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价值颠置变换之后,把它放在新的历史坐标上来看则并不简单。

所有这些可见华人经验的新续、华文文学的伸展。其中的心灵轨迹,越来越切近于笔者的当下感知。每每引起会意的感慨和发现的愉悦。

作为华族的一员,二十多年来的华文文学阅读于我是一份精神的履历、一门文学的功课。我是在她参与了我的生存体验过程中,参与了她的言说世界。我深知自己的表述远不能取代她。只愿我的努力并不虚妄。


1)阿根廷〕豪尔赫·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诗论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78页。

2) 见[台湾]七等生作品集3《我爱黑眼珠》[M],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5月版扉页。

3) 参阅[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M],第十一章《当代》,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年1月版;[美]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M]有关章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版。

4) 引自《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M],赵乐甡、车成安、王林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5) [苏]N·C·库列科娃《哲学与现代派艺术》[M],井勤荪、王守仁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9月版。

6) (7)  见《台港文学选刊》[J],1998年第7期,第33页、第24页。

 (选自王列耀主编:《共享文学时空——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2页。)